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晨光尚未穿透梦的薄纱，一条讯息已然划破了清晨的寂静。 DJ刘豪传来一行字：“陈彼得走了。 ”我仍在迷糊之中，指尖下意识地敲出一句回复：“我们都站在时代帷幕的缝隙里，隔三岔五，总要收一封告别的信笺。
然而，当意识全然苏醒，我便被俗世的洪流裹挟而去，奔波于无尽的事务。 一整天，朋友圈里关于他的离去，如涟漪般扩散，一篇篇纪念文章悄然刷屏。 我却始终未能从时间的沙漏中，为自己偷得片刻的静谧，发一会呆，让思绪回到那些与他共度的午后，回味那些被日子浸润得温厚的时光。
今日，终将纷繁的琐事归拢安放。 下午五点，窗外是南方的雨，细密如愁绪。 我终于可以独坐窗台，燃一支烟，饮一罐微凉的可乐，看雨丝织成的帘幕，看雨中行色匆匆的归人。 在这一刻的安宁里，关于他和那家小店的记忆，才缓缓浮现。
我与陈彼得，算不得旧友。 当他的《阿里巴巴》以燎原之势征服亚洲时，我尚是十几岁的少年，正耽于粤语歌的悱恻与古典小品的雅致，对彼岸的流行乐章知之甚少。 那时的他，是传说，是符号，遥远如星辰。
命运的交集，始于一种狼狈的生活节奏。那些年，我日夜颠倒，习惯在晚饭后点亮灵感的灯，直至天光熹微才肯睡去。午后三四点，方从混沌中醒来。这种非人非鬼的作息，让醒来后的第一餐，成了一桩天大的麻烦。一日，我向太太念叨，说馋极了台湾卤肉饭。她指着窗外：“沿江边走，‘德字楼’下，有个老头开了家叫‘77G’的小店，去看看吧。”
展开剩余86%我便半眯着惺忪的睡眼，循着那模糊的指引，走向百米外的“77G”。店里仅四张逼仄的小桌，此刻空无一人，寂寥得只听见雨声。隔壁几平米的厨房里，一位鬓发染霜的长者，正背对着我，孤独地洗着碗。我用那把未醒透的睡嗓，沙哑地轻问：“老板，有台湾卤肉饭吗？”
他仅用余光瞥了我一眼，快得像一帧错过的电影画面，声音里听不出情绪：“有。”
片刻，饭至。他将碗搁在我面前，也一并搁下一句带着棱角的话：“这里没有老板！”
我低头扒饭，心中并无惊愕，只是默默记下了这句话。那饭，并非我心心念念的台北“卤肉饭”，而是台南的“肉臊饭”。
“77G”的初印象，谈不上美好。回家后我问太太，难道这方圆几里，再无别的选择？她一脸无奈：“下午三点，你想要多少选择？”
是啊，在那个外卖软件尚未横行的旧社会里，下午三点的胃，除了“77G”，竟别无归处。第二天，我的双脚不自觉地，又朝着那个方向走去。
这一次，我点了“青鱼饭”。一条完整的青鱼，卧在雪白的米饭上，饭下压着几片未经烹煮的青菜，旁边是一小碟酱油。如此质朴，却又如此坦诚。我第一次尝这道饭，竟入口成痴，那鱼肉的鲜嫩与生菜的清脆，瞬间抚慰了混沌的灵魂。
我和那位做饭的长者，依然维持着各自的孤岛。 他沉默地做，我沉默地吃。 点单，结账，转身回家。 这“青鱼饭”，我竟如着魔般，吃了近一个月，未曾更改。 终于有一天，他那双藏着故事的眼睛，再也藏不住好奇。 他看着我，嘴角第一次牵起一抹不解的笑意，打破了我们之间的静默：“你真专一。
“这青鱼好吃。 ”我答，不忍心问他，这小店里，究竟还有多少选择。
他笑了，那笑意里，添了几分狡黠的探究：“你为什么每天都这个时间吃饭？这是早餐，还是午餐？”
“我刚起来。 ”我依旧低头，专注于盘中的一饭一蔬。
又过了些时日，在无数次不变的重复后，沉默的冰层悄然融化。他看我的眼神，多了几分熟稔后的真诚。一日，他笑着对我说：“我今天做了担担面，要不要试试我的手艺？”
“好啊，好啊！”我几乎是脱口而出，态度也从疏离的客气，变得熟络自然。
自此，我依旧是“77G”午后三点的唯一食客，但这方寸之地，不再只有沉默。我们开始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，从天气到街景，话题如无根的浮萍，随意漂泊。
变故发生在某天。一位邻居撞见我，忽然问：“你和陈彼得很熟的吗？”
我一脸茫然：“陈彼得是谁？”
“你不是天天去77G吗？那老板就是陈彼得呀！”
“哦，他叫陈彼得。”我恍然，却又更加茫然。
邻居的眼睛瞪得像铜铃：“你不知道陈彼得是谁？大名鼎鼎的台湾歌星啊！”
那一刻，我彻底被一种巨大的荒诞感击中。回家后，太太轻描淡写地补了一句：“我以为你们早就认识，懒得问罢了。”
我立刻冲到电脑前，在搜索框里敲下“陈彼得”三个字。网页铺陈开来，一段段辉煌的过往，一首首熟悉的旋律……原来，年少时我深爱的金曲，刘文正版的《迟到》……无数旋律的源头，都指向眼前这位每日为我烹制青鱼饭的长者。我原谅了自己的无知——哦，他是幕后巨匠，隐于光环之后，不知晓，也属寻常。
次日，我依旧准点出现在“77G”，他依旧带着那份熟悉的好奇与微笑。终于，他也按捺不住，用一种不容搪塞的坚毅眼神看着我：“你到底是做什么的？怎么总这个钟点才起床？”
既已知他是前辈高人，我便也坦然相告：“我作曲的，习惯晚饭后工作，天亮才睡。”
他闻言放声大笑，笑声里满是“果然如此”的释然：“我就猜你是搞类似的！我们台湾的设计师，晚上也都不睡觉。原来你是写歌的！”
我说：“我不常写歌，写别的类型为主。”
“那也不需要每天通宵那么累吧？”
“我最近两部电影配乐撞一起写了，搞得思维很乱。”
“……”他略带吝惜的眼神看着我不再详询。
自此，我们之间的壁垒彻底消融。话题如开闸的洪水，从音乐的技术，到地球的趣闻，无所不谈。我在“77G”逗留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从半小时，到几小时，甚至吃到晚餐，再后来，我的妻女也成了这里的常客，两家人围坐一起，热闹欢欣。
店里不知何时多了一把吉他。我问他：“重练了？”
他笑笑：“闲时拨两下。”
于是，在没有客人的午后，小店便成了我们的私人音乐厅。 我拿起吉他，为他弹唱起那首我年少时最爱的《迟到》。 他开心地笑着，眼里是赞许的光：“嗯…… 不错，和弦还记得。”
我开始沉迷于听他的故事，像一个贪婪的孩子。 听他讲1943年的出生，讲儿时在台湾的苦难，讲大院子弟与本地孩子的街头干架，讲他考入台大读工科的骄傲。 有一天，他一脸傲娇地对我说：“七十年代初，我们台湾还没有电吉他，可我崇拜披头士啊，怎么办？自己动手做！我们读工科的，这点事，难不倒！”
那一霎，眼前这位做饭的长者，形象陡然高大如山，让我唯有仰视。他身上的那股摇滚精神，那种生猛的创造力，从未因岁月而磨灭。
他偶尔也针砭时弊，叹乐坛今不如昔。他尤其不喜当时正热的说唱，言辞激烈：“人要有个人样！我们是中国人，不是黑人，动作怎么能像猴子一样乱蹦？舌头含着橄榄似的，话都说不清！我们不是猴子，是人！”言及此处，他声调高昂，近乎愤慨。我虽非同道，却能深切理解他那一代音乐人对“根”的坚守与执着。
也就是在这些日复一日的相处中，我才真正读懂了陈彼得。 他不仅仅是一个名字，一串金曲的作者。 他是一位真正的江湖老炮儿，一个归隐的音乐侠客。 他用《阿里巴巴》为整整一代人推开了一扇通往世界流行摇滚的宝库之门，用《青玉案·元夕》将东方的婉约刻进时间的年轮。 然而，当时代的热浪将他推至顶峰，他却选择转身，回到最朴素的人间烟火。 开一间小店，烧一碗肉臊饭，对他而言，并非落魄，而是一种更高贵的坚守。 他是在用一种近乎固执的方式，对抗着浮华，守护着内心的“人样”。他身上那股生于底层、不畏权威、亲手创造的摇滚精神，比他写的任何一首歌，都更震慑人心。 他不是走了，他是回到了他音乐的源头——那片广阔、真诚、充满生命力的土地。
2011年夏，远在北京的李广平老师传来消息，台湾音乐泰斗李泰祥先生重病急需资金手术。 李老师在北京发起义演，希望我在广州响应。 我当即与陈辉权、梁天山、游威、小刀等好友，策划起名为“永远的橄榄树”的募捐晚会。
我将李泰祥老师的困境转述给陈彼得。 他长叹一声：“我们这代台湾音乐人，哪知道什么是版税。 歌再红，钱都是老板的。 李泰祥的难，我懂。 ”他支持我，鼓励我，却在我发出登台邀请时，断然拒绝：“我都68岁了，谁还对一个糟老头子感兴趣？我做饭之后，就再也不上台了。
我几乎是脱口而出：“我感兴趣！”
但他依旧坚持，只愿在幕后祝福。 那几天，我心里总觉得不对劲。 为台湾前辈募捐，却没有一位台湾音乐人站台，这情理上如何说得过去？在广州，我认识的台湾音乐人，只有这位不愿登台的陈彼得。 我想，是时候考验我脸皮的厚度了。
最终，在我几近耍赖的恳求下，陈老师还是答应了。 他爽快地打破了自己的誓言，为了另一位传奇的尊严与健康，最终破例答应登台——这位已在厨房找到归属的老者，重新披上舞台的光影，只为致敬一位同行的尊严与生命。
那晚，当他再次唱响那些穿越了时光的旋律，我看到的，是一位音乐赤子的全部深情与担当。
2011年“永远的橄榄树”义演现场的陈彼得
演出后，我们的情谊愈发醇厚。他的太太是位诗人，安静而有力量；他的儿子比我女儿大四岁，是个可爱的小帅哥。女儿上一年级那天，我哄他：“妹妹明天要和你做同学了，你可要罩着她。”小帅哥瞪着纯真的大眼睛，一字一顿地问我：“我-们-都-不-同-年-级，我-怎-么-看-到-她？”那可爱的神情与语调，至今清晰如昨。
后来，因无法承受大陆小学的功课压力，陈老师决定带儿子回台湾读书。“台湾学生压力没那么大，教育福利也好。”他说走就走，短短十几天，一家人便飞往了台北。此后虽偶有归来，总是行色匆匆，一声问候之后，又消失在人海。
我的视线，再次移向窗外。雨已停，夜色如墨，浓得化不开。我知道，当年“77G”的那座小楼依旧伫立在黑暗中，只是我看不到它。我看不到那扇门，那张桌，那个曾为我做了几年饭的身影。
但有些东西，是黑暗无法吞噬的。比如记忆，比如旋律。那个时代的帷幕，又落下一角，而我们这些站在缝隙里的人，只能在心中，为远行的故人，点一盏不灭的灯。
《阿里巴巴》的歌声，仿佛依旧在城市的晚风中回响，未曾走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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